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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趕快過來系辦公室一下,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説!」系助教在電話一頭催促著。
我記得那個時間點應該是我大學生涯的最後兩週吧,朝九晚五的工讀加上繁複的離校程序沖淡了甫考上碩士班的喜悅,總像是順著階梯上樓,有點喘卻也腳踏實地。
「你有一科不及格,所以不能畢業,要再延半年補足被當的學分。」助教拿著我某一科目學期分數剛好59分的成績單緊張地說著。
本該六神無主的我卻異常鎮定,反而很冷靜地和助教說我這學期有多修一門課,所以學分數仍是達到畢業門檻,至於被當的那科,就還給老師好了。
事實上,不是我桀驁不恭,而是當時的自己早已想清楚了未來的出路,將托福考好是我唯一的信念,那種堅定反應於每節上課我總是坐在教室最後面一個位置,往往兩節課的時間我都沒抬頭看過講台上的老師一眼,只是不斷地在滿佈字根、字首、字尾的叢林裡穿梭著,希望重見光明的時候,我會在美國某座大學校園裡思考著我要研究的論文主題。
偶爾,我會張望一下老師上課的神情,儘管只是一個教室的長度而已,我卻以為老師的形影像那些他寫在黑板上的唐詩宋詞一樣,離我太遙遠、太遙遠了。
我總以為,那位老師的老花眼鏡背後肯定有一股我看不見的失落,只是我不想去正視它罷了。
直到自己真的得天天站在講台上面對不同態勢的學子時,我才從另一個角度看見當年的我。
就像戀人們之間總在愛與被愛之間計算著,一旦失了衡,就成了一種「我對你這麼好,你怎可以這樣對我」的一種背叛。當年我刻意避開台上老師的視線,如今我在台上卻
希冀以前的那個我趕緊回來,哪怕只是十分鐘也好。
很可惜的是,坐在最後一排的那些同學仍是閉目養神著,彷彿他們是為了與坐在前幾排用功的學生造成強烈反差而存在。
當年我的美國夢很快就醒了,希望他們的白日夢不會太長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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